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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谈到那些依靠本人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幸运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我说最出类拔萃的范例是摩西[1]、居鲁士[2]、罗慕洛、提修斯以及如此之类的人们[3]。虽然关于摩西,因为他只是上帝托付给他的事务的执行者,我们不应该予以讨论,可是仅仅从那些优美的品质使他有资格同上帝谈话这一点说,他就应该受到人们的赞叹。但当我们考察一下居鲁士以及其他获得了或者创建了王国的人们,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全都是值得钦佩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他们各自的行迹和作法,我们就会察觉这同摩西的行迹和作法并没有什么出入,虽然摩西有那样伟大的一位老师。当我们研究他们的行迹和生活的时候就会知道:除了获有机会之外,他们并没有依靠什么幸运,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式。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精神上的能力(lavirtùdelloanimo)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有机会也会白白地放过。现在回到我们的本题吧。我想,任何人只要考虑以上论述就会了解到:上述的皇帝们灭亡的原因或者是仇恨,或者是轻蔑;并且还会认识到:在那些皇帝当中若干人是这样子行动,若干人的行动则与之相反,但是在每一类行动中,只有一个人获得幸福的结果,而其余的人则不幸以终。因为对于同是新君主的佩尔蒂纳切和亚历山大说来,想要模仿那个根据继承权世袭王位的马尔科,不但徒劳无益而且是要吃亏的。同样地,对于卡拉卡拉、科姆莫多、马西米诺说来,想要模仿塞韦罗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使自己能够追踪塞韦罗。[5]西奇比奥(P.CorneliusScipione,公元前234—183)罗马军队统帅,曾在西班牙战胜汉尼拔。澳门赌搏网站大全[2]费拉拉公爵(ducadiFerrara),指在教皇辖地费拉拉执政的埃斯特家族的埃尔科莱一世(Ercoleld‘Este,在位:1471—1505)和阿尔方索一世(AlfonsoⅠd’Este,在位:1505—1534)。这个家族从1208年起就同萨林圭拉家族(Salinguerra)轮流统治费拉拉。1332年教皇承认埃斯特家族三兄弟为其在费拉拉的代理人,由是埃斯特家族统治者的势力日益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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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韦罗认为,如果暴露自己,同时与两者为敌是危险的,于是决心袭击尼格罗,而对阿尔皮诺则进行欺骗。他给阿尔皮诺写信说,他被元老院选为皇帝,愿意同阿尔皮诺共同享受这个尊荣,所以赠送后者以恺撒的称号,并且由元老院决定,加封后者作为他的同袍。对于这些事情,阿尔皮诺竟信以为真。可是,在塞韦罗打败并杀死了尼格罗,并且解决了东方事件之后,他回到罗马,就向元老院申诉说,阿尔皮诺忘记了从他那里获得的恩惠,正在使用阴谋诡计企图杀害他,因此,他必须对阿尔皮诺的忘恩负义加以惩罚。其后,塞韦罗在法国找到了阿尔皮诺,于是把阿尔皮诺的政权和生命一并剥夺了。[8]保罗·维泰利(PaoloVitelli),在对皮萨的战争中任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将领,后因涉有背叛嫌疑被捕,1499年10月在佛罗伦萨处决。重磅!终于有汤普森的消息了!再见,汤神!澳门赌搏网站大全例如,在意大利我们就有费拉拉公爵[2]。其所以能够抵御1484年威尼斯人的侵袭和1510年教皇朱利奥[3]的侵袭,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地的统治已经历史悠久了,此外更无其他原因[4]。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除非他异常恶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然而然地向着他,这是顺理成章的。而且革新的记忆与原因,由于统治已经年代久远并且连绵不断而消失了;因为一次变革总是为另一次变革留下可以继续进行的条件的。

虽然瑞士和西班牙的步兵被人们认为是可怕的,但是它们两者都各有缺点,因此,第三种部队[7]不但能够对抗他们,而且确信能够战胜他们。因为西班牙人不能够抵御骑兵,而瑞士人一旦在战斗中遇到同自己一样顽强的步兵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感到害怕。所以经验已经证明,而且将来还要证明,西班牙人不能够抗拒法国骑兵,而瑞士人则被西班牙步兵所消灭。虽然这后一件事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整个经历,但是在拉文纳战役中[8],已有了一个证明:当时西班牙步兵同采取与瑞士人同样战术的德国军队会战,西班牙人靠他们身体敏捷和圆盾的帮助,潜入德军跟前,在德军长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安然地袭击德军,后者无法招架;假使当时西班牙人不是受到骑兵的袭击,他们定会把德国人全部消灭掉。因此,如果看到这两种类型的骑兵的弱点,就能够创建一种新型的骑兵,它既能击退骑兵,又不需要害怕步兵。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选择武器和改变战术。而这一切就象新制度一样,会给一位新君主带来名誉和伟大的地位。[14]马尔科·奥佩利奥·马克里诺(MarcoOpelioMacrino,164—218),217年谋杀卡拉卡拉成功后,为罗马皇帝,218年被杀死。[25]1500年11月路易十二世同西班牙国王“天主教徒费尔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ⅡilCattolico,1452—1516)缔结格拉纳达(Granata)条约,商定把那波利夺取过来,法国和西班牙瓜分了那波利,但是后来两个国王分裂,路易十二世战败,法国人于1504年从所占领的那波利部分领土上被赶走。[14]阿尔贝里戈·达·科尼奥(AlberigodaConio)即阿尔贝里戈·达·巴尔比亚诺(AlberigodaBarbiano,1344—1409),罗马尼阿的库尼奥的伯爵(contediCunio),是纯粹意大利式雇佣军连队的创始人。曾组成著名的“圣乔治兵团”,并任该团首领。

当我回顾公爵的一切行动之后,我认为他没有可以非难之处。恰好相反,我觉得应当象我在上面提出的把公爵提出来,让那些由于幸运或者依靠他人的武力而取得统治权的一切人效法。因为他具有至大至刚的勇气和崇高的目的,他只能采取这种行动,舍此别无他途。只是由于亚历山大短命和他本人患病,才使他的鸿图终成画饼。所以,如果一个人认为,为了确保他的新的王国领土安全免遭敌人侵害,有必要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自己,把那些能够或者势必加害自己的人们消灭掉,采用新的办法把旧制度加以革新,既有严峻一面又能使人感恩,要宽宏大量且慷慨好施,要摧毁不忠诚的军队,创建新的军队,要同各国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使他们不得不殷勤地帮助自己,或者诚惶诚恐不敢得罪自己,那么,他再找不到比公爵这个人的行动更生动活泼的范例了。君主如果被人认为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就会受到轻视。因此,他必须象提防暗礁一样提防这一切。他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忍不拔。关于臣民的私事问题,他所作的决断应该是不可更改的。而且,他应该支持人们对他抱有这样一种见解:谁都不要指望欺骗他或者瞒过他。另一个更好的对策,就是在一两处可以说是那个国家要害[5]之地派遣殖民,因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否则就有必要在那里驻扎大批步兵和骑兵,二者必择其一。而君主在殖民这件事情上不用花费许多钱财;他无需花费,或者只要支出很少费用就能够移送殖民,并且使他们驻屯在那里。而君主所触犯的人们只是因为他们的田地房舍被拿去给新来的殖民的一些人,而这些人只是那个国家的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同时被触犯的这些人仍然散居各方并且仍然是贫困的,因此是永远不能够对君主为害的;而且,所有其余的人都没有受到侵害,因此对他们加以安抚是容易不过的。同时,由于他们害怕自己遭遇将如同那些被掠夺的人们一样,他们就战战兢兢不敢犯错误。因此,任何人考察阿加托克雷这个人的行动与生涯[5],就会察觉到他毫无或者很少可以归功于幸运之处。因为,正如上面所说的,他取得了君权并不是依靠他人的好意,而是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在军队中逐级提升得来的;其后他继续保持这个地位,则是有赖于许多勇敢的冒着风险的决策。但是,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够称作有能力[6]的。

[7]西奇比奥(Scipione,PubliusCornelius,公元前237?—183),绰号大阿非利加(l'AfricanoMaggiore),罗马将领,因征西班牙有功,当选为执政,并战胜迦太基人,大败汉尼拔于扎马之役。[5]皮尔罗(Pirro,公元前318(?)—272年),古希腊埃皮罗国王(redell'Epiro),以军事天才见称,在公元前279年曾以沉重损失为代价打败罗马军队,侵占西西里和南意。公元前275年终被罗马人战败,公元前272年在希腊作战阵亡。澳门赌搏网站大全因此我断言,在一个全新的君主国里——那儿是新君主的时候,为了保有这种国家而遇到的困难有大有小,这是按照获得这种国家的人的能力之大小而异的。由布衣一跃而为君主,就是以能力或者幸运为其前提条件,从而在这两者当中任何一者都会使得许多困难减轻几分,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最不倚靠幸运的人却是保持自己的地位最稳固的人。再说,如果君主没有其他领土而不得不亲身到那里驻扎下来的话,那就更为有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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